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于“非遗”，人们往往侧重于对于个别少数民族的，特别是濒临消亡的、人口基数小的民族文化的抢救。这是“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突破个别民族、局部区域、特定时间、某个行业的“非遗”，在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中，去发掘对56个民族的大家庭成员有普遍影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普遍覆盖，不分男女、贫富、行业、信仰等差别在全社会广泛适应的“非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突出非物质的属性，更多强调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品质。但在当今物欲横流、精神空间被严重挤压的社会，“非遗”同样不可避免地在申报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物化。如何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度物化包装的态势、突破物质形态的藩篱和局限、保持“非遗”的非物质特征，是尊重本民族祖先留下的遗产的必要态度。

“非遗”，有着文以化人的礼乐作用，大部分是先辈在劳动、生活中产生的对忧乐、生死、婚配、祖先、自然、天地的敬畏与态度的表达，是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活态文化。其实用性，是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但现实保护中，对遗产的文化品质在不断消解，功利性目的越来越突出，甚至“非遗”的留存、申报乃至保护，都有着强烈的利益驱动。不仅是个人的需要，还有当地政府的助推，使得申遗工作变成了本地的广告、旅游的宣传、增值的途径。更有甚者，对“非遗”的申报就是一个异化、商品化、去神圣化、从文化常态中剥离的过程。没有经济利益的冲动，就不会有多少人会从文化本位上关注“非遗”。

“非遗”是先辈通过日常生活的运用而留存到现代的文化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生成又不断发展流变，虽然随着族群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但对遗产的文化认同感和历史感是始终不变的。现代的“非遗”，如何保留遗迹的自然状态和真实性而减少人造的成分、如何继续保持日常性而减少节庆性、如何增强实用性而减少表演性、如何体现民间性而减少官方性，才是还原前人的遗产对后人的作用，失却了这种作用，遗产就成了包袱。特别是现代看到的“非遗”，大部分是农耕时代形成并在相对封闭落后的地方保存下来，能否在现代化的大潮中继续发挥作用、如何避免被现代性同化而发挥作用，是继承遗产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保护”一词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说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脆弱性。任何事物都有产生、成长、延续、消亡的过程，“非遗”的未来，同样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中。“非遗”自身如果没有足够的生命力继续发展下去，对其的保护就成了一种“临终关怀”。当一个“非遗”不能让后人自觉传承而需外力被动留存时，需要考虑其维持的时间。当一个“非遗”要靠项目申报的方式来保护而自身难以维系时，需要想到有多少没有被列入申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没有被人们关注到的偏远村落苟延残喘直到停止呼吸并随着岁月渐渐流失。现代化的冲击，商品化的影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原有存在土壤和社会环境，也就慢慢走向消亡。当一个文化项目被装进保护的温室里，供后人从外部考察、观看、品味的时候，也许已经是一种凭吊了。

基于西方的学术理念、按照西方文化分类方式和程序进行申报，也因为符合西方的价值评判标准而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这个过程中，“非遗”本身可能被肢解，系统的整体性可能被碎片化、活态性演变成标本化而走失了原来的模样。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要保护，不是因为好看，而是因为有用。如果“非遗”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跟古董和艺术品收藏没有什么区别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非物质的无形遗产更加重要，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情感和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习惯，蕴藏着传统文化的最深的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